繁簡體的爭論

最近香港掀起了一場有關繁體、簡體字的爭論。事緣「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對「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小一至中六﹚」進行諮詢，當中提及要學生「具備認讀簡化字的能力，以擴大學生的閱讀面，及加強與內地，海外各地溝通。」文件雖未提及任何要在正規課程內加入教授簡體字的建議，卻惹來一些組織如「學民思潮」的反對，認為是有正治目的。同時學術文化界亦加入討論，一時間繁、簡字孰優孰劣的爭議此起彼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無線電視 J5 台﹙前稱高清翡翠台﹚於2月23日啟播時，在普通話新聞事段使用了簡體字幕，隨即令大批觀眾及網民紛紛表達不滿，令通訊局一夜間接獲逾萬宗投訴。
 

筆者不是政治人物，並不會猜測教育局和無線電視方面是否有政治動機，但單純以文化智商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在主流社會滲入簡體字的使用是一種心態上的開放，也是一種進步。
由於種種原因，華人﹙不分國籍的華裔人士﹚聚居於世界不同角落，如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不同地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差異極大，使用的中文字亦分繁體和簡體字兩種。以人數而論，使用簡體字的華人遠比繁體字的多。文化智商講求的是適應能力，意思是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都能有效發揮。簡體字可視為另一種文化，與繁體字並非完全對立。我們為何不可「因為要增加我們的文化知識」而學懂簡體字？

 

故此我完全同意教育局所言學生具備閱讀簡體字的能力能擴闊學生的閱讀面，提昇閱讀的能力甚至國際視野，但我並不贊成強制推行教授簡體字，更絶不能在小學階段便讓學生閱讀簡體字。小學是打好語文基礎的關鍵時期，而簡體字很多是由相同讀音但筆劃較少的字取代筆劃較多的字而來。換言之，很多繁體字在簡體字的系統內消失了，如同學沒有繁體字的基礎便使用簡體字，某些繁體字便永遠不會使用，那豈不是繁、簡兩面不精通？

 

例如在簡體字系統內「後」字便被筆劃較少的「后」字取代。小學生很容易便把皇「后」和前「後」的意思搞亂了。其實要讓學生接觸簡體字，只要在學校圖書館添加各類型的簡體字書籍，學生要是為興趣而閱讀，便自然對簡體字不加抗拒，所謂「看得多便慣」，無需刻意在緊迫的課堂上另加簡體字元素，令師生徒添額外的負擔。
 

至於在普通話新聞內加入簡體字幕，我認為是無可厚非的。正如無線電視的回應聲明：「香港乃是國際城市，新安排既可為各方觀眾提供更多選擇，亦照顧不同觀眾的需要。」筆者亦認為既然是普通話新聞，相信觀眾群相當大部分都是簡體字的慣用者，為照顧這些觀眾的需要配上簡體字幕並非毫無道理，更完全談不上簡體字正逐步取代繁體字之說。
 

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但近年很多事情都被政治化；非黑即白，非我族類便是敵人的思想好像已成為主流。筆者希望大家能從宏觀角度出發，撇除成見，尊重他人的文化。據筆者所知，一些國際學校的中文科都是以普通話授課及使用簡體字，難道他們又單單是從政治的層面考慮？

談談韓國如何踏上文化出口大國之路

 每 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其背景和歷史。能夠出口本國文化到其他地方，令外國人接受本來與自身文化格格不入的新事物，殊不簡單。相信無人能否認 韓國在這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不論在科技、電影、電視劇、流行歌曲、醫學美容，都能獨當一面，其影響力已衝出亞洲，遠至世界上每一個 角落。究竟韓國人憑著甚麼，面積及人口僅佔亞洲的一少部分，在短短數十年間銳變成文化出口強國？ 

先談談電影業。從戰後到80年 代以前，韓國被軍人朴正熙統治，那時電影業發展低迷，並限制外國電影進入，稱為失去的二十年。80年韓國結束軍人統治，86年以後韓國放寬外國電影入口，到94年荷里活製作的電影佔韓國市場已達80%。 同年，韓國總統金泳三大力支持韓國的文化與傳媒產業，並以此定為戰 略 出口產業。大批獨立製片公司應運而生，韓國本土電影遂能與荷里活電影在韓國市場上爭一日之長短。1999年，韓國電影《生死諜變》在本土電影票房上已打破由1997年 《鐵達尼號》創下的紀錄。此時，韓劇亦開始迅速向外傳播。1997年韓劇《愛情是什麼》在中國熱播，韓國的音樂歌曲亦趁機打入中國市場，風靡萬千少男少女。 1999年11月，北京青年報首次使用韓流一詞來形容一時無兩的韓國潮流文化影響力，而英語Hallyu一 詞亦應運而生。 

從2002年開始，韓劇巳成為亞洲的主流。《藍色生死戀》、《冬季戀歌》在中港台以至日本熱播並大受歡迎。其後的《大長 今》在香港掀起的追劇熱潮成為一時佳話，在無線電視台播出大結局創下的高收視率到現在仍未被其他電視劇打破！ 2010年以後，新一代已逐漸脫離傳統安坐家中依時依候看電視的模式，並 選擇在互聯網上隨時隨地點擊收看。2014年，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更隨此風氣在網上爆紅。《星星》在中國的點擊率突破20億，創下中國電視劇的網上點擊率記錄。在香港《星星》亦成為很多人茶餘飯後的話題，劇中女 主角千頌伊愛吃的韓式炸雞及啤酒，在亞洲地區成為一時興起的飲食模式。 

韓國人善於利用媒體，就網絡遊戲、電影、電視和流行音樂互相宣傳推動，在網上製造大量話題。韓國的歌手、明星 更經常出國接受訪問造勢。韓國政府每年投放大量的財力資源在潮流文化產業上，更動用國家力量大肆宣傳。譬如《韓國觀光公社》便在旅遊行程 中不斷推薦追星活動，看演唱會，到訪電視劇外景場地已成為指定內容。

韓 國的大企業亦不遺餘力，他們樂於找本國的明星成為產品代言人。每次韓國的產品在海外宣傳，如電腦、手機、網絡遊戲、汽車、化妝品等，必然 會看到韓國的歌手或明星同場落力推廣。 由 政府至民間如此上下一心為本國的文化出錢出力，締造了「韓國文化滲透世界每一角落」的21世紀奇蹟！

《關係越近 距離越遠》

這是發生在很多年前的事了。還記得當時一位剛入職的同事第一天正正坐在筆者旁邊。他從公事包裏取出三文治，當我以為他要慢慢品嘗之際，一不留神便把三文治扔進廢紙箱內。如是者第二天都是這樣。當時我心想，為甚麼好端端的一份三文治要把它扔掉呢？若他不喜歡吃三文治為甚麼帶回公司呢？

到第三天我終於忍不住問他䓢中原因，原來這是和中國人的文化有關。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深遠，階級觀念比較重。在很多家庭裏只有少數長輩能做決定，這些決定小至前往那裏吃飯，大至擇業求偶，一概由家中長輩話事。這種權力集中的情況我們稱為高「權力距離」High power distance。與西方重視每個人意見的低「權力距離」剛好成了强烈的對比。

在西方社會大部分的家庭裏，每一位成員都擁有表達意見的相同權利。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會經過家庭會議投票或協商決定。究竟「權力距離」跟我同事棄掉三文治有甚麼關係？原來三文治是他媽媽每天悉心為他準備的。事實是他不甚欣賞這三文治的味道，可是為了不讓媽媽失望，每天只好假裝吃掉。那麼他為甚麼不直接跟媽媽說？原因就是剛才所說的「權力距離」。

在同事眼中媽媽具有無尚的權力，在中國的文化下直接說出來等如傷害了媽媽的愛，就算說不上「不孝」，總帶點「不近人情」的意味。故此同事不是不想說，而是不敢説。

類似的個案還有一宗：另一位女同事的奶奶從大陸鄉下出來探望外孫。老人家遠道而來，當然希望能跟外孫相處多幾天。那麼要住上多少天？這位同事跟剛才的同事一樣：又是不敢問。怕問了讓老人家生氣，怕問了就像不歡迎她、催她回家一樣。我們常説的曖昧就是指有時我們很難把話說得明白，難於啟齒；大抵只有高「權力距離」的文化才能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文化衝突演變成恐怖襲擊 》

2015年11月13日是全球的黑色星期五，當天發生的巴黎恐襲至今已釀成超過130人死亡，300多人受傷。

為甚麼互不相識的人會產生這麼大的仇恨，甚至願意以自殺的方式來換取最多人的性命？筆者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様，對複雜的政局並不十分理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跟宗教文化的差異有莫大的關係。

每個人都受不同文化的影響。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大範疇，不同宗教有不同的信念和價值觀，導致不同的行為表現。全球化令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走在一起，這些相異的行為我們未必認同，但只要不妨礙別人，我們應予以尊重。例如我們都知道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婦女在公共場所蒙頭等﹙在香港亦頗常見﹚。我們都不應用奇異的目光或態度看待他們。可惜在一些地方，一些人以言論自由作晃子，肆意諷刺、批評、甚至侮辱相異的文化，為不同文化的人帶來了仇恨，很多例子都離不開宗教。

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遭槍手襲擊，就是因為這周刊經常諷刺伊斯蘭教，把穆斯林當作取笑的對象，觸怒伊斯蘭教徒作出報復行為。不幸地，仇恨的種子還不斷發芽生長。今次巴黎恐襲造成更多無辜的平民傷亡，證明恩怨非但沒有平息，反而越演越烈。

要尋找仇恨的根源，可追溯至以下原因：

1. 法國一些傳媒﹙如上述「查理周刊」﹚堅持他們有權批評不同的宗教文化。他們堅稱伊斯蘭教並非他們唯一批評諷刺的宗教，此外還有最多人信奉的基督教亦經常遭他們諷刺。

2. 法國限制回教徒在公共場所蒙頭，令法國的穆斯林社群感到被歧視。過去法國曾殖民統治多個回教國家，當中不少人現已移民法國，形成法國國內有不少穆斯林社群。這些人眼見法國政府近年緊跟美國在中東軍事攻擊多個伊斯蘭國家，如利比亞、敍利亞等，令他們對法國政府的憤恨有增無減。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要解決文化衝突，便要從文化智商做起。

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文化智商的高低是決定一個人能接受及適應不同文化的能力。若每人的文化智商都能夠提升，人與人、社會與社會，甚至國與國之間的很多紛爭都可以化解，為修補各國關係和促進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你希望能提升自己的文化智商嗎?  請電郵info@hkcqcenter.org 聯絡文化智商研究中心

《入鄉隨俗 禁忌知多啲》

入鄉隨俗 禁忌知多啲  

最近一名香港遊客在柬埔寨以航拍機拍攝皇宮而被當地警方扣押，經問話和警戒後最終獲釋。其實他並非首個觸犯該法例的遊客。早於今年二月便有一名德國籍遊客以相同手法拍攝皇宮，驚動正在做運動的皇后，觸發柬埔寨政府立例禁止任何人未經許何在皇宮和其他政府建築物範圍內進行航拍活動。

航拍是近年新興的玩意，只需一部遙控直升機及鏡頭便可進行360度高空高清拍攝，價格亦越來越便宜，故此吸引了大批旅遊愛好者加入航拍行列。不過航拍跟傳統拍攝不同，航拍始終要飛越天空，而且拍攝的角度更廣闊更深入，故此亦需要尊重被拍者的意願和私隱。越來越多國家立法禁止或規範航拍活動，包括日本、中國大陸、台灣和新加坡。而美國亦研究有關管制。香港亦有法例管制政府建築物範圍的航拍活動。

其實除航拍外，不同的國家亦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產生不同的禁忌，我們旅遊時必須多加注意。否則輕則令我們變成不受歡迎，被逐出境，重則可以令我們惹上官非，甚至帶來牢獄之災。譬如在泰國頭部被視為神聖部位，千萬不要觸及他人的頭部。在亞拉伯國家，左手被視為不潔，要避免用左手拿東西及碰觸別人。

下次旅遊時除了編排旅遊路線、訂機票和酒店外，記得查閱當地的禁忌啊！

《什麼可難到十優會考尖子?》

會考尖子能在職場上一帆風順嗎？

南華早報http://www.nanzao.com/sc/hk-macau-tw/15065ef2385c38d/shi-nian-zhi-hou-xiang-gang-hui-kao-shi-you-jian-zi-jin-he-zai-早前追蹤訪問幾位在2006年會考﹙即現今DSE﹚取得十優的尖子，看看他們在往後十年的發展如何 。  對一般人來說好的成績代表順利入讀大學，繼而進入大公司擔任高薪要職，前途無可限量！現實社會是否這樣？且看看當年尖子陳君洋的經歷。

陳君洋在會考取得優異成績後，無需經過中六便被中文大學取錄入讀工商管理。畢業後他便投身國際投資大行高盛 Goldman Sachs 當資產管理。當時他遇到的問題不是關乎工作能力，而是「文化沖擊」。「高盛是國際銀行，我加入時剛畢業，沒甚麼機會接觸外國文化。雖然曾到過丹麥和美國參加大學交換生計劃，但期間我都只會跟香港人一起。我年輕時性格內向，不懂如何跟外國人交流。因此加入高盛初期覺得很難適應，感到很大壓力。」陳君洋憶述道。後來他接受了多個培訓課程，才漸漸適應外國文化，情況逐漸得到改善。陳君洋於2013年離開高盛，前往美國哈佛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陳君洋的遭遇並非罕見，相反，在香港這社會上普遍存在。在學校裏，我們遇到的絶大部分都是跟我們相似的人：同學是修讀相同科目，性格、興趣、成績或許也差不多。但香港是個國際城市，不少公司的職員均來自世界各地，跟我們並不是「同聲同氣」。可以說，學校和工作環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要自然及順利過渡便需要作充足的準備，否則便很容易出現氣餒和沮喪等負面情緒。

由細到大，一般學校只著重學術知識的傳授，鮮有培養同學的社交能力，文化智商等。可是這些偏偏是同學踏足社會時最需要運用的能力。其實陳君洋在職場上面對的文化適應問題是完全可避免的。學校絶對有責任和需要提升同學的社交能力和文化智商，讓同學有充足的準備迎接全球化下國際環境的變遷。

《不同的文化說話的弦外之音》

兩句說話反映兩種截然不同文化

「我想這家餐廳的食物也不是很棒」家偉說。

家偉是香港一間貿易公司的負責人，剛剛從酒店接了一位從美國來的客人Roger到餐廳，一盡地主之誼。這一間餐廳是家偉揀的，雖不算是米芝蓮級，但口碑和食物質素也不錯，是家偉在Openrice親自挑選的。

為甚麼家偉會這樣說呢？

這是出於中國人的說話習慣。中國人喜歡謙讓，凡事留一點餘地。不但不會自己讚自己，連屬於自己、或自己揀選的東西也不好意思吹捧。記得上一輩常人向人介紹自己的子女人為「乞兒仔(女﹚」，就是這個原因。不過，這樣通常會換來對方一句讚美，例如：「那裏，令公子一表人才就真！」這才構成完整的對話。但美國人就不來這一套。他們不會明白中國人這種「以退為進」文化，更不會「上當」奉承幾句。

看看Roger的回答。

他猶疑了一會：「我想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吃下去。」他真的以為這家餐廳的食物不好，但不知為何家偉還是挑了這裏。他的回答令家偉有點愕然，唯有擠出笑容來緩和一下尷尬的氣氛。很多時溝通的障礙並非來自言語，而是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明白他人的弦外之音就要提升自己的文化智商。